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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国学者的喜,本学者的喜

您的浏览器不支持 audio 元素。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去年,京都大学教授宮宅潔出版了《ある地方官吏の生涯―木簡が語る中国古代人の日常生活》(臨川書店,2021年;下文简称《生涯》)。今年,武汉大学教授鲁西奇出版了《喜——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》(北京日报出版社,2022年;下文简称《喜》)。
两本书的主人公相同,都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际一个名叫“喜”的地方小吏。两本书的旨趣也有一致之处,这不难从它们的副标题上看出来。两本书都大量使用简牍材料,同时灵活运用传世典籍,研究秦和西汉初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。因此,这一前一后出版的同题材著作,不由得让人产生比较阅读的兴趣。
笔者在这方面纯属外行,所以下文所述只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读后感。
在缕述读后感之前,谨介绍两书的结构如下:
《喜》由序、正文、注释三部分组成。其中,正文共三章,分别题作《斯人》《黔首》《为吏》。《斯人》概述喜的一生,讨论了他的相貌(特别是身高)、他生活的城市、他的家庭、他的死亡。《黔首》着重讨论喜的社会身份,并由此出发探察秦的社会结构。《为吏》通过喜的履历详细讨论地方官吏的职务。
《生涯》除了前言、后记外,正文凡九章,借主人公的一生讲述古代中国普通人的经历和他所处时代的状况,举凡户籍制度、家族制度、乡里制度、教育制度、地方行政制度、裁判制度、婚姻制度、军事制度都有所论列。主人公概况
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(十九日)鸡鸣之时,比秦王政(秦始皇)大三岁。两年后(秦昭王四十七年十一月),他有了一个弟弟,敢;又过了九年,秦昭王五十六年,他又添了一个弟弟,遬(速)。二十七岁时(秦王政十一年),喜生下了儿子获;七年后,秦王政十八年,他生下了另一个儿子,恢;又过了九年,秦始皇二十七年,他有了一个女儿,取名穿耳。喜的父亲死于秦王政十六年七月十一日,母亲死于四年之后,秦王政二十年七月一日。十年之后,秦始皇三十年,喜自己也死了,终年四十六岁。(《喜》,页5)
喜生于纪元前二六二年十二月,与秦王政(即秦始皇)恰好是同时代人。秦王政即位时,喜十七岁。当时是战国末年,秦的东边尚有六国,即燕、赵、齐、魏、韩、楚,且各自为战。而到了喜四十二岁时,秦始皇已吞并六国,建立了庞大的秦帝国。
(中略)喜的卒年不详,但一般认为他死于纪元前二一七年(秦始皇三十年)。如此,喜安眠于地下,自然无从得知七年后秦始皇驾崩(纪元前二一〇年),也不可能经历此后的战乱。(《生涯》,7-8頁)
喜は紀元前二六二年の十二月生まれだから、ちょうど秦王政、つまり秦の始皇帝と同時代を生きた人物である。秦王政が即位した年に、彼は数えの十七歳だった。時は戦国時代の最末期で、秦の東方にはなお六つの大国(「六国」)、すなわち燕・趙・斉・魏・韓・楚が健在で、互いに攻撃しあっていた。だが喜が四十二歳になった頃、始皇帝がこれら六国を滅ぼし、ここに巨大な秦帝国が出現する。
(中略)没年は定かでないが、前二一七年(始皇三〇)ごろに他界し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。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、喜は七年後に起こる始皇帝の死(前二一〇)も知らなければ、さらにはそれに続く戦乱を経験することもなく、地下で安らかな眠りについたことになる。
从这两段对主人公的简介中,大约可以察觉两书在叙述上的差异。《喜》干净利落,《生涯》则细腻周到。如上述引文所示,两者都提及喜的卒年,但《喜》的正文径直说主人公死于秦始皇三十年,《生涯》则说没有材料直接表明喜的卒年,但学者一般推测他死于秦始皇三十年。《生涯》还指出,根据头骨的医学鉴定,可以推测死亡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。(201頁)也就是说,这与多数学者的推断大体相符。
那么,是不是可以就此说《生涯》比《喜》更严谨呢?如果读了《喜》的注释,就可以知道作者将很多推测都放在尾注了。比如《喜》也提到通过人骨鉴定推测喜的寿命(页288-289注9)。所以,读《喜》绝不能错过注释部分。由此通观两书,可以说两位学者的讨论都很精细,都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可能性,只不过在呈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。
毋庸讳言,有个别细节《喜》没有涉及。在谈论喜的儿女时,《喜》也注意到,主人公可能有妾(页52),“喜在其一生中娶过不止一位妻子也是可能的”(页54)。不过《喜》似乎没有提及“穿耳”母亲的生育年龄,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、却很有价值的问题。《生涯》则说:
秦始皇二十七年,喜四十三岁,第三个孩子穿耳出生。穿耳有可能是喜的孙子,不过考虑到喜的长子获该年才十七岁,生儿似乎早了一点。那么,将穿耳当作喜的儿女更合理一些。不过,假定获出生时,其母二十岁,到了秦始皇二十七年,她已三十七岁了。因此,如果穿耳是喜的孩子,有可能喜的第二任妻子所生。(125頁)
そして始皇二七年、四十三歳になる年に三人目の子「穿耳」が生まれている。喜の初孫、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が、この年に長子の「獲」はまだ数えの十七歳なので、すこし早い。喜の子供とみていいだろう。ただし「獲」の母が二十歳で彼を生んだのなら、始皇二七年の時点ですでに三十七歳になっている。従って、「穿耳」が喜の子供であるのなら、喜は第二夫人を迎え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。
另外,在此必须提及的是,两书对喜的生日的推算存有差异。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,《喜》推算为12月19日,而《生涯》根据饶尚宽《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》推算为12月14日。我查了《颛顼日历表》(朱桂昌著,中华书局,2012年),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为公元前262年12月14日。不过,凌文超《秦代傅籍标准新考——兼论自占年与年龄计算》(《文史》2019年第3辑)认为,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十二月,实际上是公元前263年12月,比通行诸说提前了一年。倘此论可靠,则喜的生日也将随之改变。
秦人vs楚人
初读两书,恐怕都会留意两位作者对喜的身份的不同认识。
《生涯》介绍了中国学者关于墓主是秦人还是楚人的争论,而后保持中立,未下最终判断,只说喜是“比较富裕人家的长子”(16頁)。
而《喜》的态度截然不同。从该书副标题即可看出,作者认为喜是秦人。那么,《喜》凭什么认定喜是秦人呢?对此,书中有这么一段小结:
他(指喜——引注)自己及其家人的名字是秦式的,用秦的篆文书写;他研究和使用的《日书》虽然杂用楚、秦《日书》,但当以秦地《日书》为主。最后,他被葬在秦式的墓葬里。所以,喜终其人生,都是秦人,是秦的“民”(“黔首”)与“吏”。(页130)
也就是说,主要是根据秦人只称名的习惯、秦的篆文书写、使用秦地《日书》、采取秦式墓葬。这些当然都有出土文物为证。不过,《喜》并未就此打住,紧接着这样写道:
一个人的“身份”是由“外部世界”、从“外部”给予的,或者说是“强加的”,其自身是否“认同”、怎样“认同”这种“身份”,对他已被给予的“身份”,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。(页131)
然后,又从族属、地属、隶属、文属(文化属性)等方面讨论“身份”问题。可以说喜的身份是《喜》着重讨论的问题之一。这也回应了序言中的一句话:
如果可以选择的话,喜是愿意做秦王政、秦始皇的“黔首”呢,还是更愿意做齐景公时代齐的“国人”?(页4)
这其实是自问自答:“当然,这不是喜的问题,是我的问题;也许,它也是或应当是很多人的问题。”至此,喜是秦人还是楚人的身份问题,似乎从历史学问题转变成了人类学问题和哲学问题。
然而,就历史学意义而言,喜究竟是秦人还是楚人,还是值得追问的。
其他区别
在讨论男女结婚年龄时,《生涯》先检讨了《周礼》“男三十岁、女二十岁”这一理想的适婚期,接着引用《汉书》《论衡》等相关记载,认为汉代男性初婚年龄在14-20岁,女性则在13-16岁(127頁)。而《喜》在讨论男性结婚年龄时,以刘邦、陈平、张耳、英布等人为例,意在说明“秦汉时期,普通平民男子的结婚时间似乎并不早”(页52),但没有给出婚龄区间数;在讨论女性的生育年龄时主要运用了汉代的简牍材料,其结论为“秦西汉时期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一岁半左右”(页60)。由于秦的材料较少,便运用汉初的简牍文献讨论问题,这是两书相同的手法。
在讨论“傅籍”时,《生涯》基本上赞同中国学界的一般看法,即喜十七岁时因身高超出普通标准而傅籍(53頁)。《喜》则对传统的见解提出异议:“颜师古将‘傅’解释为‘著’,后人进而将‘傅籍’解释为‘著籍’,可能并不妥洽。”(页109)《喜》将“傅”与爵级联系起来(这种观点此前即有),认为秦时“傅”大约没有统一的年龄,因父亲爵级不同,其子傅的年龄也不同(页112)。并强调“傅”的意义在于成为“民”,即“黔首”。接着《喜》花了大量篇幅讨论“吏卒”、“黔首”、“徒隶”、“奴婢”等社会身份,进而估量秦的社会结构。
实际上,如前文提及的凌文超的论文所示,学界对于“傅”可谓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所以《喜》关于“傅”的讨论,能否成立,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检讨。
《喜》的作者曾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,所以书中对地理空间多有讨论(如《斯人》的“安陆城”、“一宇二内”,以及《为官》脚注98-101),而这是《生涯》相对欠缺的。同样的,《生涯》的作者专攻中国古代制度史,著有《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》,所以该书打上了鲜明的制度史烙印,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
大概因为《生涯》的着力点是生活史,“信仰”在书中多次出现。《喜》似乎更偏向地方政治史,基本上没提及“信仰”,尽管书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。其实,《喜》的作者对民间信仰也作过深入的研究,可能是本书的写作取向导致他没有把重点放在这方面。
在写作体例上,两书也有不同。《生涯》没有注释,但附有参考文献;《喜》的注释长达六十页,《斯人》有242条注,《黔首》有170条注,《为吏》有115条注,可以说作者相当大一部分精力耗费于此,必然是专家注目之所在。
不同的历史观
俗话说,于细微处见精神。本文权且以一个看似微末的细节结束这场比较阅读。对于墓葬的发掘,《生涯》认为:
可以说,墓葬就是死者在地下世界的“家”。因此有各种随葬品,以便墓主舒适地生活。喜的墓也不例外,他的棺材里放有许多随葬品。喜在墓中有时可能会想起年轻时的事情,从而再度学习文字和法律,累了就玩六博棋消遣,并参照日书占卜第二天的运势。他的地下生活,大概很愉快罢。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,土木工人无意中毁坏了他在地下的“家”。(228-229頁)
墓葬とはいわば、地下世界における死者の「家」である。だからなるべく快適に過ごせるよう、さまざまな副葬品が死者とともに埋葬された。喜の墓も同様で、多くの副葬品が亡骸とともに棺に治まられていた。この墓のなかで喜は、時には若い時分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、改めて文字や法律の勉強を初めてみたり、それに疲れたら六博棋を取り出して、ゲームで一息つくとか、日書で明日の運勢を占ってみたりして、地下での生活を楽しんでいたのだろう。一九七五年十一月、土木工事の作業員がうかつにも、彼の地下の「家」をつき壊してしまうまでは。
与之相较,《喜》这样写道:
喜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之一:他的墓历经两千多年,完整地保存了下来,并且得到了尽可能科学的发掘,墓葬资料也得到整理与相当充分的研究。喜向后人或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存在,我们也因此得以“复原”或想象他的形貌、家庭、情感,以及死亡,并讲述他的故事。(页6)
大而言之,这显著的差异象征着两位作者不同的历史观(无好坏、优劣之分),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取材和叙事。
走笔至此,大约可以说,中日学者同场竞技而俱有收获。多年之后,也许会成为学界流传的一段学林掌故罢。
附记
这篇读后感写于7月初,《喜》尚未上架之时,因自觉很不成熟,故一直未投稿。今天,读到“司马少”发表在个人公众号上的评论——《鲁西奇的〈喜〉,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》。我跟鲁西奇老师颇有过从,但并未就此避讳,照样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批评,同时附了一段感言:
一本书出来应该有各种批评(说好话也叫“批评”)。这篇评论主要谈《喜》的硬伤,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。不过就此断定“一本烂书”就有点过甚其辞——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“标题修辞”,这样容易引人注目。不过,我相信好的读者(特别是专业学者)仍然需要读这本书,并反复考量其得失。
坦率地说,我并不完全赞同《喜》所蕴含的历史观——然而,对我来说,这大约正是《喜》的价值和魅力所在。有的东西并不需要读者和作者观点一致才有价值,相反,差异之处更有待于揣摩和把玩。只是有的读者恐怕未能深切体会《喜》的内涵,当然作者也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——行文过于隐晦,而没有和盘托出。但如果仔细读《鲁西奇、罗新谈秦吏“喜”与他的世界》(《上海书评》2022年7月24日),大致不难捕捉作者的心思(惭愧的是,限于学力,上文也只是略略提及,未能深入讨论)。如果有机会跟宮宅教授的著作对照阅读,这种感觉可能会愈发强烈。
对于一本书的评价(其实也不局限于书),我时常想起钱锺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序言里的一段话,“批评该有分寸,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。假如宋诗不好,就不用选它,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、顶顶好、无双第一,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,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、力竭声嘶的赶任务。”同样的,如果一本书有硬伤,是不是就定为“烂书”,或许还需要综合考量,谨慎判断。
这两天恰好在读村上春树的《作为一名职业小说家》(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)。他在开篇写道:有时候为了一句话而绞尽脑汁,然而成书之后也未必有读者对此击节叹赏。——有时候,我挺替认真的作家、学者难过的,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犯错,也不意味着那些书都完美无缺。我只是希望自己是一个不错的读者,尽量不辜负作者的一番心血。就《喜》而言,在很多方面我显然不具备与作者“对话”的能力,比如我完全没有摸过简牍,也缺乏相关训练,但有的地方又分明感觉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,而那正是我珍视并期望付诸努力的。
另外,我也很欣赏那句话——“若批评不自由,则赞美无意义。”
最后,征得鲁老师的同意,谨将他的留言附录于此:
谢谢佳荣。谢谢大家。我认真读过了。书印出来,就是公共知识,读者怎样评论,都是好的。人家认真读了,挑了毛病,费神写出来,不容易。我确实错了的地方,就承认,有机会改正并感谢。不错,或者可以两存的地方,也不用辩。谢谢关心。
2022年8月6日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 责任编辑:钟源 校对: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  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举报 关键词 >> 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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